VC投资中的第一性原理
社会科学研究跟自然科学研究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虽然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低速宏观物理研究，已经日趋完善，其中经典力学、经典电磁场理论和经典统计力学更是构成了经典物理学的三大基石。但人类对物理学中最小微观粒子的运行逻辑尚未搞清；在当今社会，人类作为社会的最小组成部分，每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逻辑也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的研究。
在2020农历年的最后几天，我们也发散思维，跳开单个个体的局限性和随机性，试图还原一群人的思考和工作方式，从VC的角度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同时也是对我们过往投资经历的再次复盘。
惯性是物质固有的属性，是一种抵抗的现象，它存在于每一物体当中，大小与该物体的质量成正比，并尽量使其保持现有的状态，不论是静止状态，或是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简单来说，惯性就是依据自己的条件（这里主要的衡量维度是质量），维持现状的固有属性。
在VC投资中，惯性都会存在；而最常见的是工作状态的惯性，在外界看来很多时候它表现为一种“惰性”。
创业者每天拿着自己精心准备的商业计划书，四处去找VC投资人投递，好不容易对接上了XX投资人，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商业计划书都石沉大海，甚至很多计划书都未曾被投资人打开过；因为在VC投资行业，99%的VC项目其实是：可投可不投的。
在日常工作中，每个投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惯性，大家已经适应了惯性的节奏，一个合格的投资人，每周的工作是被安排满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临时收到的商业计划书或是与创业者的一次匆忙会面，几乎很难引起VC投资人的注意，除非你的项目特别优秀。
但同时我们得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年市场上除了3%超高热度的明星项目（这些1%项目往往具备足够的亮点，会引起投资人极大的兴趣，成为交易追逐的焦点；当然事后论证，部分投资并不划算），仍然会伴随7%左右的投资交易事件，而这些投资事件在投委会最后决策的时候，往往都会下意识地被定义为可投可不投的项目。
既然是可投可不投的项目，那么这9%的项目是如何被投资的？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对被投项目的来源做一个追踪。
如果VC机构每年对于被投项目的来源做一个分析，就会发现基本能归为以下几类：
这种情况下的项目一般是由FA主导，他们通常比VC投资人更勤奋，能更早赢得创始人的信任；他们不用对结果负责，但优秀的FA一定是能迅速捕捉到市场的情绪，迅速定位市场的头部案源，作为绝对的乙方他们有足够的欲望去接近创始人，不断占有创始人的时间。
毕竟FA代表的不是某家特定的机构，而是一群投资机构；创造交易氛围，最终帮着项目完成融资是FA的唯一目的。
在VC投资领域专门有一批投资人拿着钱守在产业巨头门外（前两年最多的是网络的大厂，这两年可能是半导体、中科院等机构），他们等待着某位关键人员的离职创业，然后趁势而入，完成投资。
又或者某个连续成功的创业者功成身退后又开启了新的方向，这也是VC追捧的对象。
在关系网络下完成融资的创始人，几乎都是通过熟人背书来完成融资的对接。一般这些创始人的朋友要么是在大企业平台任职的中高层、要么是某企业的创始人而且之前被VC投资过，再或者是校友同学；同时这些朋友的一度人脉一定是主流VC机构的投资人。
除此之外的背书效应，都会随着人脉链条的扩展逐级递减。当然这几年，也会出现VC同行之间不断推荐，大家相互抱团，分散风险，毕竟处于VC阶段的项目未来发展还是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主要是对行业趋势做前沿性的分析和预判，确定好主赛道后，就开始对参与的玩家做地毯式搜索工作。
做前沿分析和预测相对容易，首先看看美、欧、日的趋势发展（这其中包含了人口结构，人均GDP、消费习惯，数字化渗透率等），其次是来自三方平台数据的抓取、外部披露数据统计（一般来自头部电子商务平台销量、社交数据日活或者APP Store的下载和增速）、再通过产业资深从业者或外部专家的咨询访谈，形成对一个赛道的基本判断。
对赛道做预测并不难，只要足够勤奋并且愿意付出一定的成本，按照上面的方法都能轻松实现（当然能认真去践行的GP也并不多）。真正有挑战的是对赛道玩家做全面的地毯式搜索，并对其中的玩家做出正确的预判。
地毯式搜索的难度在于：赛道你能提前预判，但是有时可能太超前，你并没看到像样的玩家参与，这该怎么去办呢？此时有些GP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亲自下场参与，但结果往往属于陪跑或做了先烈（这很正常，毕竟早期的成功就是极小概率的事件）；
或者当一个赛道出现了玩家，但某个优质的企业并不在融资窗口期，创始人对于见投资人的意愿并不强烈，特别是除了To C的流量行业、半导体、制药行业以外，很多领域并不是资本驱动型，一些行业的创始人对于VC投资这个词甚至有些惧怕。
还有一种更现实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存在着许多神奇的公司，他们并不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而是跟你一样都深埋在黑森林之中，你看不见他，他也找不到你，这给VC的搜索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障碍；而这一些企业很多分布在二三线城市，它们的商业模式和成长路径都会颠覆你的认知。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A股优秀的上市公司中，并没有知名VC的身影，这样的样本数量还不少。
其中前三种场景本质都是依靠熟人背书来完成的。在第一种交易驱动模式下，FA能够给GP推项目，还可以保证一定的约见率，本质是投资人对于FA的初步信任，FA其实是对项目做了第一层背书。
所以有些FA疯狂加投资人微信，然后开始广撒网地投递项目，其实效率很低（除非是数据非常棒或者Pre-IPO的项目，当然这样的项目，一般FA能拿到的概率也是极低的）。在第二种事件驱动和第三种关系网络模式下，依然是依靠朋友的一度人脉背书来完成的。
所以，一个VC投资人的人脉和圈层是能够保证他的下限，但是上限的水平是未知的。
而最后一种研究驱动的场景，往往是GP在募资时，介绍自己跟竞品差异性时最着重强调的。但在实践过程中，研究驱动很难去践行，因为很可能你研究了一圈发现没找到比较合适的项目。所以很多时候每期基金通过研究驱动完成的投资数量是极其随机的。
但是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个随机性可能直接决定一个基金的水平上限。因为研究驱动找到的项目，很多时候属于水下层面，你比同行更先一步找到，由于竞争并不激烈，价格上还存在着极大的优势，最终的退出回报大多也非常可观。
回到我们最上面的问题，如果市场上每年有10%的项目被VC机构去投资。那么3%的项目（属于让投资人及其兴奋的项目）大都来自事件驱动和研究驱动，这些都是需要GP100%全力以赴去博取不确定性的机会；而剩余7%可投可不投的项目最后能被投资，大都来自交易驱动和关系网络驱动，这就属于工作状态的惯性。
一个VC投资机构想要取得更高的回报，必须不断抵抗工作状态惯性带来的影响，最好能够降低交易驱动和关系网络驱动带来的案源，同时逐步的提升因事件驱动和研究驱动带来的投资案源占比。克服惯性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但持续不断地与惯性对抗，我们可能距离伟大的公司越来越近。
上面分析的主要是VC投资人工作状态的惯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惯性，就是认知的惯性。
如果只能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一家VC机构在这个行业成功与否，毫无疑问就是管理规模。先不要跟我提DPI和IRR，因为脱离了规模的DPI和IRR其实没什么意义的，而且规模越小越有很强的随机性。
一个VC机构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化量级，本身是LP对其历史业绩的一种认可，或者至少证明它在某一阶段做出了超预期的东西。不过纵使当前的VC市场正在史无前例地向头部VC集中，但某几家头部VC机构仍旧没办法完全垄断市场上最优秀的VC项目。这里面的主要的因素就是：惯性认知。
惯性认知对于投资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它会从源头遏制投资人对新事物的认知兴趣。
比如之前，美元VC的投资人最早投资互联网的逻辑是：美国有什么，Copy to China，VIE架构，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本土找到美国的对标，然后到美国上市，这其实其实一种惯性认知。
曾经最早那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绝大多数如今都已销声匿迹。到后来，美元VC发现在某些领域如果只单纯copy美国的模式，在中国就会水土不服；QQ的崛起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次突破惯性认知的过程。
它曾一度也很艰难，依靠对中国本土用户的理解，不断迭代产品，不断寻找新的变现方式最后脱颖而出，有的基金凭借重仓腾讯一战成名，在当时就展现出了认知的非共识。
就在写文章的今天，恰巧快手港股上市，收盘12000亿港币市值，确实是值得Mark的一天。在短视频、新闻聚合、社交电商这样的领域，快手、字节跳动、拼多多实现了中国在移动网络的弯道超车，这些模式此前在美国并没有成功对标，因此能真正在VC阶段对这三家企业下注的投资人也并不统一。
其实很多主流的VC机构在早期都接触过这几家公司，我之前所在的机构在VC阶段也接触到了快手，但能真正抓住这样投资机会的VC机构却很少，这说明绝大多数投资人还未能冲破惯性认知。
同样在过去十年，美股的SaaS真正开启了黄金的十年，除去Oracle、SAP、Cisco、微软等传统巨头，如今已经有7家SaaS企业市值突破1000亿美金。与此同时，国内的SaaS企业在过去几年仿佛经历了一次疯狂的过山车，从疯狂到泡沫破灭再到复活。
就在大家对这个行业迷茫的时候，一家叫明源云的SaaS企业在2020年三季度上市，它冲破了投资人的传统认知，市值接近1000亿港币，这是一个当年在新三板被忽略的企业；跟它当年在新三板一起被忽略的是一家叫泡泡玛特的公司，如今市值也突破1000亿港币。
所以在VC投资的世界里，惯性认知正是阻碍我们投出伟大公司的主要的因素。我们习惯于按照过往的逻辑去推演一个新的赛道，但事情的结果往往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我跟很多美元基金、人民币基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于一个事情的认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审美标准。
按理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一个有着持续盈利能力，并且长期快速地增长或者长期带来高额利润回报的就是好公司，但他们却有着各自的喜好。
诚然美元基金在互联网时代利用中国人口红利抓住了绝对头部的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点是人民币基金很难来想象的；毕竟在人民币基金还在关注被投企业市盈率不能超过23倍的时代，中国移动互联网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十年在美国上市的接近100家中概股企业，除了极少数上市后依然能保持高速成长的企业（印象里有京东、拼多多、美团、汽车之家、B站、爱奇艺），90%的曾经的独角兽上市后市值比高峰时期跌去90%。
而与此同时，美元VC忽略的一个重要赛道就是：中国本土的苹果产业链，这是中国本土制造业开启的黄金十年。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美元GP同一时期管理的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表现出的业绩差异非常大，这也部分说明了上面的问题。
我虽然不投资教育产业，但上次跟一个投资人朋友开玩笑，我问：教育领域什么样的公司是好公司？他说好未来、猿辅导是好公司。我说中公教育呢？他说他们是看不上。我说这个企业的市值已经2000多亿了，前年的净利润已经18亿了，去年净利润甚至创新高，他说做教育职业培训的想象太低。
在一线城市有些臭大街的高科技名词（为了不引起群体性攻击，我暂时把热点词汇屏蔽了），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当成香饽饽在二、三线城市蔓延
热点概念下的科技巨头，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城市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每家公司雇了几百个博士，几千名实施+销售，每年烧了大几亿，估值按照PS去估，但很显然收入不是按照产品收入去确认。
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的“丝公司”正在用二三十位研发工程师，在垂直细分领域打造细分场景，有收入、又有利润，关键还很好用。
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最近大家都在愁有什么好项目，其实中国太大了，什么神奇的公司都会存在。
当我们认真去思考VC投资这个产业时，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护城河效应。这个行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的智力工作和以往对产业的认知经验。
但有趣的是，VC投资人不同于医生、律师甚至是会计师，如果你想要在VC这样的领域不断投出最优秀的项目，首先要做的就是跟自己的认知惯性做对抗，想要不断取得最大收益，就要不断拥抱变化，抛开固有的经验和逻辑判断，因为投资人要寻找的是行业增速最陡峭的那个点。
我们知道一个行业最景气的成长周期就是5-8年，过了这一段时期，企业就要寻找二次成长曲线。
对VC投资人来说，他们投资的都是具有爆发性的前沿赛道，这些赛道的更迭周期会变得更短。
VC投资领域每隔2-3年就会有几轮小风口的更迭，每隔5年赛道就要做一次切换，所以一个GP机构越是在一个领域积累经验越深，储备人才越多，当新变化和新赛道来临，它的迁移成本和阻力就越大。
比如从过去互联网流量到现在的国产替代、硬科技技术，需要对产业和长期资金市场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需要的人才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其中仍会有一批优秀的投资人能持续学习，不断拥抱新的赛道。他们无时无刻都在跟惯性的认知做对抗，把新的认知与原有认知融合，形成对新趋势的正确认知。
伽利略于1630年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起点和终点确定的情况下，一个固定质量的小球仅依靠重力，沿着一个斜面自由下滑，那么什么样的轨道让小球到达终点的时间最短？
我们知道，两点之间的直线轨道只有一条，而曲面轨道有无数条；如果按照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原理，肯定有人猜测沿着直线轨道下滑的小球应该是最快到达终点的，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伽利略在当时认为这条线应该是以某一半径连接两点形成的一段圆弧，但是很遗憾，后来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答案也是错误的。
直到1696年，瑞士数学家约翰·伯努利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证明了在两点之间仅存在一条最快速度的下降轨道曲线，被称作最速降线。这条最速降线是一条摆线，也叫旋轮线。那么这条曲线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呢？
如上图，四颗质量相同的球在仅受重力影响的情况下从不同位置出发，沿着某个曲线轨迹下滑时，滑落到曲线底部所耗费的时间是一样的，这条曲线被称作等时曲线。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暨物理学家惠更斯，在1673年发现了这个秘密。
如上图，当一个圆沿着一条直线滚动时，圆周上的一个定点会形成一系列的轨迹。
想象一下，圆上趴着一只蜗牛，在圆沿着直线滚动时，我们假使小蜗牛固定不动。那么随着圆滚动时，蜗牛的位移就会形成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我们称作摆线。
• g是牛顿老师的重力加速度，即地表自由落体运动的加速度，为9.8 m/s²。
让我们回到VC投资的世界。如果把创业看成是一次运动过程，那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个最速降线开始，快速IPO，成为行业龙头？
我觉得其实这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在最速降线的物理实验中，我们是假设小球在只受重力作用的前提下完成的，可见重力作用是动力来源的主要因素。
在创业的过程中，一个新的赛道能够诞生出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是受制于某个最重要的动因，这个动因我们一般称之为“大势”。
正因为势发生了变化，环境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新的机遇；否则，过去十年有无数的聪明人应该看到这一个机会，又怎么会轮到你？这就是在VC圈流行的一句话：投新不投旧。
因为新的东西是大家都没见过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天花板上限。
能够成功的创业者一定是能找到大势的人，别管是主动找到还是误打误撞，回头看一定是他踩对了大势，就跟上面的物理实验一样，物体在初始状态就具备了重力势能。
当找到了势能之后，就具备了实验的门槛，下一步就是怎么样找到创业赛道的最速降线了。创业的过程其实也遵循着历史的循环。
每隔几年，虽然创业的赛道方向和商业模式会截然不同，但其中孕育的创业哲学其实是相似的。
当我们每次聚焦到一个新赛道的时，你会发现赛道里的每个创业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他们通常会找到一个跟自己禀赋最适配的点去做行业切入并落地，这是所谓的赛道卡位。而这个赛道卡位其实是特别的重要的，因寻找到了好的赛道卡位，其实就摸到了最速降线的入口。
比如前几年非常火的O2O，有人创业上门足疗、有人创业上、有人创业上门汽车保养，还有人创业找阿姨来保洁，甚至还有人创业上门给宠物洗澡（我们当时居然还投过一家）。
但最后崛起并成功的是外卖这个赛道，因为它足够高频，针对85、90后又显得足够刚需，这对其他O2O赛道来说就是降维打击。再比如2011年开始火爆的云计算赛道，大家看到了亚马逊AWS的成功（当然当时还有一批人不看好，但是如果他知道2020年AWS全年的收入达到454亿美金，EBIT达到135亿美金时，他们一定会哭 晕在厕所里），当时国内大量玩家都在蠢蠢欲动杀入这个行业；到底怎么切入这么一个诱人的行业呢？
有一些玩家开始从云计算咨询&培训切入，觉得能落地而且有收入；有一些玩家做代理，专门代理国外的云服务；有的玩家开始做私有云，但是好像找不到客户；当然当时立志做中国公有云的企业也不在少数，但这批最早做公有云的企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该从哪些客户切入呢？
一批公有云的先发者找到了移动互联网这波创业群体，再细分就是电商、游戏、SaaS、APP开发者等用户。这批客户由于在线用户数多，用户增长快，对云计算弹性需求迫切；经过不断地演进，最终形成了当今国内公有云IaaS的格局，同时也诞生了两家上市公司。
而最速降线一旦选择错误，带来的差距是不同维度的差距；这就好比在互联网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互联网的大势，但阿里和腾讯选择了电商流量和社交流量这两个粘性最强的赛道，并且从创业第一天起就没有做过大方向的转移（具体商业化演进肯定做了多次修正）。
纵使再牛逼的天才，如果当时没有选中那条最速降线，也一定会被历史的潮水所淹没。
这一点在2010年3Q大战的时候，大家可能体会还不深，当时360一度还有足够的筹码跟腾讯叫板。顺便说下，当时阿里在香港上市的市值才只有200多亿，虽然上市的部分仅仅是B2B版块，但电商的商业化变现还没有引起大家关注。不过之后十年，阿里和腾讯的估值跟同期的互联网玩家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所以在VC投资阶段，优秀的VC投资人往往能清楚看到战略卡位的重要性，所投项目在日后才会一骑绝尘，持续裂变爆发。
看到了大势，也就等于找到了最初的势能，选对了重要的卡位，就等于找到了最速降线的入口。
但找到了最速降线的入口，不代表能够按照最速降线的轨迹一路走下去。这正是自然科学实验和社会科学最大的不同。小球是没有思想的，重力是它加速前进的唯一动力。
但是创业者就不同了，人是有思想的，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情绪会受到波动。虽然在经典经济学中，我们赋予了人是理性人（理性预期、风险规避、效用最大化、相机抉择）的假设，但是依然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最终衍生出一个新的学科-行为金融学（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都是这样的领域的代表人物。
在现实的创业实践中，同一个赛道的不同玩家，即使找到了相同的战略卡位，因为创业者个体的差异，走出的路径也会截然不同；这点可以总结为VC投资行业的另一句经典语录：投资就是投人。
从格局方面看，很多创始人都有着小富即安或者总想找捷径的心态；就像在最速降线的物理实验中，直线的路径看上去是最短的，但是结果却显示速度并不是最快的。
很多创业者一开始的起点很高，卡位也很好，但是受到外界的影响，总想走捷径，反而背离了事情最初的出发点，最后背离了最速降线。而最速降线的特点是，为了达到更大的速度（更关键的是持续获取加速度），付出的代价自然是要比直线走更远的路径。
这一点在很多杰出的创业者身上都得到了体现，他们选择去做一件短期看来十分艰难但是长久来看是正确的事情，中途通过不断微调路径获得加速度，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壁垒不断建立的过程。还有很多杰出的创业者选择了延迟性满足，实际上也是遵循最速降线的思路。
从执行力看，创业者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其实在同一个赛道，找到最速降线的创业者并不唯一。我们投资人是怎么样看待壁垒这件事情的呢？
就是你把这个行业的秘密告诉你的竞品，他也模仿不会，这才是真正的壁垒。这中间的真实差距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想到跟做到的差距。所以我们现在看人有一个小技巧：凡是创始人一上来就给你讲大格局、完美逻辑框架，商业完美闭环的，但在具体商业落地策略上没有深思熟虑的，我们一概不投。
其实对于创业团队执行力的判断，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BP的最后一部分-融资用途；很多人认为这个部分都是一带而过，但这正是精华之所在，也是一个处于VC阶段的创业团队在执行力方面的最好体现。
关于执行力的差别，下面这幅图做了很生动的对比；其实反映的是工程学的思维，即你需要先做出一个能用的产品，然后一直在优化迭代；而不是闭门造车，为了最终的完美，毫无意义地去简单拼凑。
据当时负责iPhone无线软件开发的工程师Andy Grignon这样回忆，那时用于演示操作的iPhone实际还没有完全完工，换而言之只是工程机，会产生各种问题。
在最后时刻，工程团队依然没办法保证手机能够至始至终保持正常，有时甚至会失去网络连接；有时电话无法接通或者无缘无故就关机了。
最后为了安全起见，工程师不得已将所有演示机屏幕上的信号强度条全部写死，至少看上去都是5格信号满格，管他真假。
为了保证iPhone原型机可以顺利的完成演示操作，工程师们又想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乔布斯按照设定好的路线顺序来演示iPhone功能，否则就会死机。
但当时iPhone的内存仅为128MB，不能同时启动多项功能，但乔布斯坚持要在发布会现场展示所有重要功能，未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只好在台上准备多台iPhone，让乔布斯轮流使用。不过还好，直到发布会结束没出现什么意外。
其实自从iPod推出以后，乔布斯就一直希望收发邮件、打电话和听音乐能整合在一个设备上。但是每次讨论完，高管的结论并不乐观。
由于芯片和带宽限制，用手机浏览网页、下载音乐速度会很慢，但乔布斯并未放弃任何可能。2005-2006年，苹果甚至设计了三个版本的iPhone。
由于乔布斯和Ivy都是艺术家，他们对于物理一无所知，于是工程师还得费尽口舌向他们不断解释原理。除了解决技术难题，每周要80小时的超时工作；除此之外，工程部门不能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
如果不是一代代去迭代iPhone，而是等待一切条件成熟，再推出完美的产品，那么这个机会为什么是属于你呢？
都是先从一个细分赛道做起，找到了一个对的卡位，慢慢打胜仗，不断迭代，打磨出一个具有竞争力并且越来越完美的产品。
而拥有完美商业逻辑的演说家，一般只会出现在成功学的培训班或者现代商学院的讲堂上；绝大多数时候，创业是干出来的，不是描绘出来的。
说完了最速降线，我们最后再提一下它的另一个重要的特性，即等时性。也就是说在一个新的赛道，只要创业者找到了这条最速降线，并且坚定地沿着这条曲线的轨迹走，那么无论何时入场都不晚。
早入场的玩家虽然距离胜利慢慢的接近，时间上存在先发的优势，但后进入的玩家，随着外部技术条件的日益成熟，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相比于先进入者获得了更高的势能，所以加速度更快，此时先发者由于历史包袱的影响，迭代速度在变缓，此前获得的竞争性优势也逐渐被拉平。但前提是这些玩家都处于同一条最速降线上。
逐渐地，在最速降线上的玩家（无论是先进入者还是后进入者）都会同时在最速降线的终点会师，但这不是创业的终点，而只是创业的中局阶段。
这个有点类似于登山，有从南坡爬的，有从北坡爬的，然后上升的通道会逐渐收敛，慢慢递归成一条路。各个玩家最后都会在距离山顶前的最后一个大本营会师，接下来就是玩家最后的天王山之战了。从此，胜负已分，猛龙过江！
创业就是一场修行，沿途的风景甚至来不及去欣赏。一旦停下来，又怕被后浪所赶超。这篇文章既是写给投资人的，也是送给创业者的。
在2020农历年的最后几天，我们对VC投资又做了一次深度复盘。我们依然怀着敬畏之心向创业者致敬。
转眼间，常垒资本也成立快两年了。我们的诞生起源于上图在花木路的这间Wagas。
2020，我们发了几支基金产品，也拿到了上海的政府引导基金，在前进的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男人就像一辆车，他可以不知疲倦的东奔西跑；可以忍气吞声的负重前行，也可以送你去想要的诗和远方；但是，你要为他加油啊！
客服1